退溪以梅为群山之第一仙，其冰肌雪色足以动人，足以感人。

[19] 这样，礼所体现的伦理道德就不仅仅是人自身的事，而自然本来也是有道德的，这就是自然目的的进一步发展。[21] 礼有理、有文，而以理为本，理就是礼的内在本质。

如果说先秦诸子的礼乐政治只是一理想中的政治模式，那么，经秦亡而汉兴，以礼乐为核心的政治制度逐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得以确立。所谓礼之文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礼仪、礼节、礼貌等等方面的问题。[25]《论语集注》卷1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[21]《二程遗书》卷11，《二程集》。董仲舒后，汉朝的礼乐名教政治逐渐确立，比如选举制度，举孝廉就是一个主要方式。

王国维说：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，一曰立子立嫡之制，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，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。一般说来，孟子对于礼乐直接论述的地方比较少，但孟子对礼乐制度并非不重视，这也贯穿于其理想的政治制度中。无欲的方法也与佛、道之影响有关，但周敦颐讲无欲，一方面以静虚为其重要特征，同时也强调其动直的一面。

就知说，有本体体验、直觉与经验知识这两方面，敬无疑也有直接发明本体与涵养认知心这两方面。如《礼记》中的《乐记》说：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程颢说：诚者天之道，敬者人事之本，敬则诚。至宋明，敬作为涵养功夫的重要内容，是与理学心性论联系在一起的。

一、敬与礼 在讲述礼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提到，礼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就是敬。[66]《论语集注》卷8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

[24]敬与静之收敛，从根本上说，是一致的。从本体论上说，静就是寂然不动之体。宋儒喜谈敬之涵养，与源于佛教之定和源于道教之静一起，构成中国哲学中独具特色的修养论。孔子在讲畏天命的同时，还讲知天命，朱熹解释知天命是畏天命的必要条件：才知得，便自不容不畏。

[18]《答张横渠先生子厚书》，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2，《二程集》。[27] 可见，静中涵养是首要的，理会事则在其次，只有静时收拾得自家精神定，临事时方不至于精神涣散。这一点与二程不同，在程氏兄弟这里，理即性理是本体论的最高范畴，故由穷理而尽性以至于命，是完全贯通下来的。在敬与致知的方法上，程朱、陆王虽各有侧重，但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，最终都落实到发明吾心之全体大用的心地工夫，以达成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自觉、自律。

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敬 。[3] 这说明敬作为行礼时的一种态度，是在实践中需要时时省思的。

[71] 这是说人们在道德实践中所体现的敬畏，就要像随时准备以己身享祀天地、山川、鬼神那样庄重。存心就是对知觉心的涵养，尽心则是对本心的直接涵养。

所谓识得此理就是要体会天地万物一体之仁，儒家哲学并非实体论的，此体怎么体会、怎么识得，无非就是在诚敬所达成的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中默识心通。良知的最大特点是体用不可分析的，而由良知到致良知，本体与功夫也是相贯通的。与此相对的知之省察同样有两方面的内容，一是察之于身、心的自我反省，是直接的本体体验，一是向外察识物理。所以荀子在讲礼时，强调其隆、重、厚、高、广、大等等形式上的意义，就是要人们在这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中随时以敬重心收拾自家精神。所谓知，就是对天命目的与自身使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这就是唤醒，且须是猛省[76]，使自家的主人翁不昏昧、不放纵，常在这里警省着。诚是宋儒标举天人合一的本体境界的范畴，用朱熹的话来说，就是真实无妄，敬之工夫，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。

所以孟子的学生公都子在解释义内的时候说：行吾敬，故谓之内也[39]《程文·庸言之信……》，《象山先生全集》卷29。

所实者即主体的智、仁、勇三种德性，也可谓之为天命之性。如此，再大谈特谈诚，似乎不合时宜。

[15]《二程遗书》卷11，《二程集》。有人以其父攘羊，其子证之为直躬，孔子则以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为直。

[31]《中庸》第25章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3。诚者自成，它打破了人己、物我、内外的界限。如此，则有莫大的道德创造之乐。[22]《与曾宅之》，《陆象山全集》卷1。

《中庸》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可以说就是诚，这一点我们在讲述儒学历史时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。[9]《中庸》说：诚者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

[13]《无妄》，《周易程氏传》卷2，《二程集》。他同样以天地之诚来说明君子的道德践履中的诚，即所谓致诚、诚心。

众所周知，商业行为是以信誉为首要原则的，如果只是打着童叟无欺的招牌行尔虞我诈之事，这样的商业行为并非正常的商业行为，其既得利益也不可能长久地维持。后来，王阳明说良知，并从多方面加以诠释，如果说真诚恻怛为其最恰当的注解当不为过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[1]《论语·述而》。所以说：万物皆备于我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，此吾之本心也。在天人、性心的体用架构中，诚成为由心之活动而达成天人一体、性心不二的境界的保证。这无疑是对理学的形上学的消解。

思诚、诚身与反身而诚有一个共同的前提，即万物皆备于我[34]，是说体现在万物中的存在之根本在主体人身上都具备了，只要回到主体自身，确立体现主体自身真实存在的真情实感，也就做到诚了。这里所谓形而上，并不是说诚是一超绝的实体。

朱熹正是在此意义上解释《中庸》的不诚无物的。直接提出天道之诚的是孟子和《中庸》。

由这些词组的现存意义上看，我们也多少能看到儒学所谓真的确切内涵。所以又说：古人自得之，故有其实。